中央一号文件九年六提转基因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近九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专家认为，这是中央持续鼓励转基因科研，探索其商业化道路的信号。

技术研究：支持科学家抢占技术制高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3日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他表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支持科学家抢占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韩俊说，中国在转基因领域起步较早，虽总体上跟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有明显差距，但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等领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地少，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越来越强，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能够落伍，这一点是明确的。

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6次提到转基因，足以说明作为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应该在这方面落后，国家应该继续支持科学技术界继续研究。

事实上，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被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断超越。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前所长、研究员黄大昉介绍，1997年至2001年，我国大力推广转基因抗虫棉花，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在之后的2003年、2006年，我国转基因作物面积先后被巴西和印度超越。截至2014年，我国转基因作物仍限于棉花和少量番木瓜，总面积约390万公顷，与南美巴拉圭种植面积相当，并列世界第六。

但转基因技术能大幅提高农业效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价值高达157亿美元。中国700多万小农户继续受益于转基因作物，中国农民自1996年引入转基因技术以来获益162亿美元。

安全管理：违规成本低审批流程长

从湖南曝出“黄金大米”事件，到中储粮“转基因油入库”风波,近年来，转基因违规事件屡屡曝光，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防线是否失守？

2001年起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目前转基因科研以及商业领域必须遵守的准则。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出现转基因管理“乱象”的原因是违规违法成本低、监管力量薄弱、审批流程冗长三大问题的集中爆发。

在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发生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事件后，海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吴琼泽感叹，按照目前有关法规规定，对于违法违规开展南繁转基因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仅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震慑实在太小。

对于违规行为的监管，海南省陵水县农业执法部门一位负责人表示，由于执法队伍人手不足，抽样覆盖面小，无法形成常态化监管。同时，管理体制上也存在一些无法理顺的难题。

审批流程过于繁琐也成为一些科研单位从事转基因违规行为的动因。上海市农科院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副研究员叶水烽透露，国家对转基因试验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审查，但审批每年只有两次，材料报上去一般要两个月才有结果。“有的单位怕审批时间长，就提前开展试验，这就是违规的了。”

黄大昉表示，我国转基因品种安全审定的程序太长、过严。“不加快突破管理上的瓶颈，发展很难在短期实现。”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郭安平说，筑牢转基因生物安全屏障需要在安全管理上有所突破，一方面要加强具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建设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层面的立法和行政审批改革，对于重大试验项目应确保优先受理审批，提高行政效率。

科学普及：完善标识给公众选择权

“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灭绝”“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致不孕不育”……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究竟有无偏差？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坦言，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很大层面上是科学

普及不到位造成的。专家无法说服公众，“反转人士”也暂时无法证明转基因有害，双方不断僵持。

有专家认为，公众对转基因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安全的界限。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但是，有个别企业为推销产品，利用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恐惧”心理，把转基因的争论与食品安全关联，助长了对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

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曾表示：“像花生油这种国内并无转基因

商业化种植的作物加工产品，打上非转基因标识，在误导消费者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恶性竞争。”

加强科普的有效性，还需在舆论导向、思想认识层面形成公开、开放式讨论的氛围。农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教授程同顺等人士认为，应该在全社会展开转基因知识的普及和讨论，“科学家不能替老百姓做决定，讨论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同时，专家还呼吁国家规范并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杜绝“打擦边球”、对转基因事实语焉不详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