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改革中的“湖南现象”

“没有好品种就没有好种企”

唐文帮，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也是湖南希望种业的育种总监，今年40岁。去年，湖南农业大学和希望种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公司每年给学校38万元的技术合作经费，其中18万元由唐文帮作为课题发展基金。唐文帮在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进行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对于研发成果，独家经营权归希望种业，销售每公斤种子提成0.6元给学校作为品种权费。

“我们为什么看中唐教授?”希望种业董事长丁新才说，没有好品种就没有好种企，唐教授有38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都为第一或第二完成人，被视为湖南省中青年育种专家的代表人物。希望种业此前已与唐教授有2至3年的合作，对他的品种选育能力很认可。

在唐文帮看来，与希望种业合作对学校、种企、个人都有利。希望种业由此解决了品种选育的后顾之忧，学校的科研成果也有地方转化。“我看中公司重视科研的氛围。公司三分之一员工是研发人员，建有专门的种业研究院。”唐文帮说，“以往科研项目中期检查、评审都要花很多精力，如今，不用再为经费发愁，项目检查的资料等都由公司科研部负责，自己可以专心育种。”

来到企业后，育种专家们有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在科研院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品种审定，完成课题，大家不用考虑能否适合推广。在企业，选育什么品种我说了不算，要由市场和企业育种委员会说了算。”唐文帮说，在湖南，真正推广上百万亩的品种都出自种企。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适度经营快速发展，不适合机械化栽培的品种将来会失去市场。眼下，希望种业的育种力量正关注适合机械化的品种。

“让育种专家没有后顾之忧”

“早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之前，湖南就已出台政策，通过留职服务、兼职服务、辞职服务和本职服务4种模式，鼓励科研人员停薪留职到企业从事育种工作。”湖南省种子管理局局长周志魁说，省里鼓励科研人员停薪留职到企业从事育种工作，其人事组织关系保留在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如果返回科研院所，其在企业工作期间的工龄连续计算。这些政策解决了育种人员的后顾之忧，为科研单位提供了近三成的研发力量。

师从袁隆平院士的湖南省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梅元对此深有感触。2003年，孙梅元当时还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名育种专家，他培育出三系不育系湘8a，同时选育出三系组合湘优207品种，因育种成本高，企业利润少，不能占领市场而未被认可。2004年，不愿被项目“捆绑”的他毅然停薪留职进入企业。

最开始没有拳头产品，卖出一斤种子盈利不过1毛钱至2毛钱。2007年起，把准市场规律的孙梅元选育出湘优66，这一品种深受市场欢迎，连续两年销量达到100万斤。孙梅元说：“以前在科研单位工作，最关注的是能不能发论文。现在从事商业化育种，才明白育什么种子，要听市场的。”随着聘请杂优中心研究员邓小林为首席育种专家，公司的发展更加迅速。如今，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有20多个，其中主力大品种有7至8个，最大的推广面积有200多万亩。

据记者调查，湖南种企聘请育种人才选育新品种各有妙招。或是提供给育种专家10%至20%的企业股份，吸引育种专家加盟;或是每年提供固定数额的育种经费给科研单位，双方签订委托育种协议，育成的新品种由种企独家经营、有偿开发。例如，亚华棉种公司每年提供300万元给省棉科所，育成的新品种推广后棉科所按每公斤0.1元提取科研经费。

“科研成果不能躺着睡大觉”

种业体制改革中，科技资源的流动难，科研人才的流动更难。针对以往农业科研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的情况，湖南从人才引进、人才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等方面落实了多项推进商业化育种的政策，鼓励育种专家服务企业。近3年，企业选育的品种占湖南全省新审定品种的84.9%。

周志魁说，湖南提出了“成果权益化、权益数字化、利益共享化、开发产业化”的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思路。成果权益化即公益性科研单位利用国家拨款形成的种业科研成果，其产权归单位所有并纳入国有资产范畴进行管理，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权益价值，如公开竞价处置或评估作价到企业投资入股;权益数字化即规范和量化成果转让、许可给他人实施或投资企业入股时科研团队的权益比例(50%至70%)，让科研人员依法“富”起来;利益共享化明确规定，科研成果开发后的收益归单位和科研人员共有，权益比例量化确定，且不因工作单位或岗位的变动而丧失;而开发产业化使得新品种的商业开发价值最终由市场来决定。

“科研成果不能躺着睡大觉，我国育种力量长期集中在科研单位，多年来沿袭的育种模式是科研院所的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低水平重复、育种效率低。湖南种业越做越强的奥秘在于，走上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道路。”周志魁告诉记者，商业化育种解决了科研和产业“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育种由项目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