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药使用现状堪忧

他们告诉记者，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性最强的一个环节，病虫害防控几乎贯穿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全过程，具有用工最多、技术要求最高、作业风险最大等特点。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劳力。由于病虫防治知识的不足，再加上农药品种众多，使这些文化程度本就不高的农民无所适从，滥用、乱用、误用农药的现象较为普遍。亟须普及农药安全使用知识，提高农民用药意识，改善农药施药器械，发展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

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白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附近的苹果园为例。当地正在给苹果树施药的村民黄小军 （音）告诉本报记者，他家共有7亩苹果园，平时都是他与妻子两人开着小型农用车拉着兑好药水的药桶和喷药机械来给苹果喷药，既艰苦而且效率也不高。虽然他也想请专业化的防治组织来防治，但由于道路不够宽敞，大型机械难以进场作业，无法开展服务。

据记者了解，在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农民安全用药意识不强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有效供应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农药又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会造成农残超标、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加强农药安全使用工作，做好安全用药培训，不仅能够使农民了解安全用药知识，增强用药意识，提高他们的用药水平，还能够从源头上抓好农药残留污染的治理，保证农产品质量，保护农村环境。”在当天的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培训启动仪式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药药械处处长邵振润如是表示。

邵振润说，我国是农业病虫害发生危害严重的国家，而使用农药仍是目前我国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主要手段，每年用于病虫害防治的农药用量达30多万吨，这些农药大部分靠一家一户的农民去喷施。农民用药水平的高低、能否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不仅事关农作物的防治效果，也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据他介绍，农药使用对技术要求比较高，什么作物用什么药、什么时间打药、配多少浓度都有讲究，而且农业病虫害种类多，农药新品种和新剂型也多，农民很难掌握技术要领，盲目用药、乱用药的现象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

邵振润告诉记者，农业部曾对15个省37个县的1632个农户开展过农药使用现状调查。调查显示，农民安全用药意识较差，65％的农民在配药、喷药时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52％的农民用药后随意扔掉空药瓶，34％的农户在床下、屋内随便摆放农药。很多农民不了解作物病虫害相关知识，仅凭感觉和经验用药，并且片面追求速效性，不注意遵守安全间隔期。

邵振润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受异常气候、耕作制度变革等因素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重发和频发态势，不仅成为制约农业丰收的重要因素，而且对植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提高农民安全科学用药的意识，做好农民安全科学使用农药培训，使农民掌握安全科学用药的技能。

据邵振润介绍，从2001年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已连续13年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一是农民科学安全用药意识明显增强。通过培训，农民在农药选择、存放、配制、施用、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安全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首先是施药时都会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施用农药后也会主动回收农药包装物，安全用药意识明显增强。据对四川省广汉市、广东省增城市、云南省石屏县8000多名受训农民调查，培训后随意丢弃农药空包装的农户大为减少，随意倾倒清洗喷雾器污水的农户也大为减少。此外，据对四川省彭州市调查，培训前有跑、冒、滴、漏现象的喷雾器占85．61％，培训后有跑、冒、滴、漏现象的只占18．82％，下降了66．79％。

二是农民不科学地用药行为明显改变。培训后，农民在购农药时看标签，并根据田间病虫种类和轻重打药，盲目用药、滥用农药和盲目混配用药现象大大减少。据新疆吐鲁番培训点调查，培训前，有33％的农民在中午喷药；培训后，上午10点前下午3点后用药达94．3％，比培训前的67．0％增加了27．3个百分点。每天喷药3小时以内的从56．0％上升为86．4％,增加了30．4个百分点。减少或避免了在高温天气下，农药在施用时产生的蒸汽、雾滴或粉粒被人体吸收，引起施药农民中毒现象。

三是农民安全合理用药水平明显提高。培训后，农民基本做到科学选药，合理用药，注意轮换用药和合理混配，注意用药安全间隔期。广汉、增城、石屏调查，培训后79％以上的农民能够认真阅读农药标签，熟悉所选农药的毒性、适用作物、杀菌（或虫、草）谱。91％的农户能够有针对性地使用2—3种农药进行合理混配。

四是防治成本明显减少。农民根据病虫发生实际，有针对性选用高效、低毒的药剂，并控制好使用次数、使用剂量，减少了浪费，降低了防治成本。广汉、增城、石屏的调查结果显示，培训后，施药成本减少的农户占培训农户总数的比例均在60％以上，每亩施药成本减少2—250元，减少幅度4％—40％。

五是农药中毒人数明显减少。由于农民安全意识增强，并注重了农药的安全妥善保管，生产性中毒人数大大减少。据对四川省彭州市调查，培训前为199人，培训后减少至124人，降低了37．69％。其中，服毒自杀的由192人减少到119人，降低了38．02％。

六是促进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通过培训，农民科学安全使用农药，有效控制农药使用，农产品农药残留不超标。农药空包装的合理处理、清洗污水的正确排放，减少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确保了农产品安全生产环境。据调查，广汉培训点的农药残留合格率一直都保持在98．99％以上，增城和石屏培训点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37．1％和16．46％，农药残留合格率一直都保持在96％以上。

邵振润说，实践证明，通过培训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用药水平，农民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也大为增强，农民购买农药的盲目性大幅降低，能够合理选择高效低毒的农药进行混配和喷施，避免了农药的乱用、滥用现象，不科学用药行为得以较大改变。

施药器械落后

在邵振润看来，除了农民安全用药意识不强，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外，推广使用高效施药器械也是当前农业生产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他告诉记者，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农户分散经营，90％以上的农户都是采用无稳压和防滴漏装置的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喷施农药，且因安全防护意识淡薄，操作者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对此，记者也曾有所了解。公开资料显示，2004年5月9日，因早稻病虫害二化螟暴发，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芬水村、榔树村农民在喷施一种名为“天无虫”的农药时，先后有32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乏力、皮肤过敏甚至休克、昏迷等中毒症状，从而酿成著名的“毛田事件”。

据有关部门统计，由于农药质量问题、不合理用药和喷施机械落后等原因，仅湖南省每年发生的农药生产性中毒人数就高达4000人，其中死亡近200人。来自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据该中心调查，65％以上的农户喷施农药时，基本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30％以上的接受调查农民曾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农药中毒。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现场，本报记者曾随机采访了多位当地农民，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农业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病虫害防治环节太薄弱，缺少专业化的防治队伍。

而全国劳动模范、安徽省肥西县种粮大户严德敏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劳力，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又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时效性很强的工作，千家万户防治病虫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已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生产。

“以水稻为例，稻飞虱每代的暴发期一般仅有3—5天，稻纵卷叶螟也只有一周左右，什么时候防治、用什么药防治，农民难以准确把握，很容易错过最佳防治时机。”严德敏说。

农作物病虫灾害防控立法严重滞后

对此，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植物保护界专家表示，除政府部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发展专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广高效农药施药器械外，还应从法律层面来推动我国病虫害防治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植保防灾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致使防治行为不规范，随意防治、不防治、乱防治等问题日益突出，常常造成防控效果差、灾害蔓延快、农田污染重、农药残留超标、人畜中毒等不良后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保专家如是表示。

他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致使防控工作职责不清、体系不全、队伍不稳，保障措施难以到位，防灾工作常常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则告诉记者，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种类多、面积大、损失重，事关13亿人吃饭和9亿农民持续增收，其防治工作至今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相关支持政策和资金投入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以玉米螟防治为例，有的领导很重视，就有防治经费支持，一旦换了领导，支持政策就没有了。”上述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说。在东北地区，玉米螟被称为 “哑巴灾”，是制约玉米高产的重要因素。

“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立法工作严重滞后，也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相关专家介绍说，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农作物病虫防控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日本、印度等国早在1950年、1985年就颁布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法》，美国1990年颁布了《植物保护条例》，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尼泊尔、韩国等国也颁布了相应法律法规。而中国却没有颁布相关法律。

“控制农作物病虫害是一项公益性、政策性和法制性很强的防灾减灾工作，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规范病虫害信息发布和防治行为。”专家们表示，尽快研究制定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再经过几年努力，上升为《植物保护法》，对于规范和保障农作物病虫灾害防控工作，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外经验值得借鉴

作为我国农药使用技术推广部门的负责人，邵振润曾先后赴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考察学习。

据他介绍，美国和欧盟等植保法规对农药的使用管理较为严格。如农药使用者必须具备资格证书，农药使用者资格证书一般分为从事有偿服务的商业用药资格证书、个人使用的非商业用药者资格证书、防治建筑物害虫用药个人资格证书和防治建筑物害虫公司资格证书等4类。如美国只有通过州农业厅组织的有关资格考试，才能获得上述4类资格证书，并且规定每次使用农药时都必须作记录，并在田间设置警示标志。

而加拿大政府对农药的使用管理与执法也是非常严格。早在193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就通过了 “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即pcp法），并在2006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该法特别强调健康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以及使农药产品登记系统对公众更加透明及便利。所有农药产品必须在该法案下登记注册才能在加拿大销售和使用。

除“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外，其他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涉及到农药的管理，如联邦政府的食品药品法、肥料法、农药残留赔偿法、饲料法、渔业法、候鸟保护法、危险品运输法、加拿大环境保护法等。

pcp法由联邦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pmra执法，州法律主要针对已登记产品的销售和使用。而且，州法律可以更严格，如2009年安大略省颁发的“景观农药使用禁令”，规定只能用生物农药及低风险农药，以保护邻居、儿童和老人，以及降低地下水、生活环境等非必需用农药的危害和污染风险。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1987年立项，执行农药安全使用教育培训计划项目，针对农药销售人员和农药使用者进行培训，农民须持证上岗使用农药，否则罚款250—350加元。安大略省政府从1991年开始，依据农药管理法，对从事农药买卖和使用的有毒农药类的使用操作者进行强制性培训，必须完成培训课程的学习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资质证书，证书有效期为5年。该省农药安全使用教育培训为永久性计划。目标是促进安全高效使用农药，保护环境和食品安全。

我国台湾对农药的管理依据 “农药管理法”，该法1972年颁布以来进行了多次修订，对于农民用药管理特别注重安全用药宣传教育与培训。一是举办全面倡导教育。台湾将每年6月定义为“倡导月”，由各单位通过各媒体全面倡导农民安全用药。二是举办农民讲习教育。每年针对水稻、蔬菜、果树、茶叶等举办150班次安全用药讲习。三是辅导产销班用药。在安全用药讲习的基础上，实地加强辅导各产销班安全使用农药，每年辅导160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