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要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所必须要面对的“中国特色”
任何事物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道路都是建立在其特定的条件基础之上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想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就必须得先搞清楚中国的实际国情是什么样的，对症下药，而不能简单的照搬欧美或日韩模式，简单的拿来主义或本本主义是要不得的，是会害死人的。
造成中国农业今天之局面的“特色”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特色”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农民数量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农民文化水平低”五方面。并且，这五方面还决定着在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道路上我们必须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集约化耕作问题，而不是让农民致富的问题。
在弄清楚“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并不是两个完全划等号的问题。
在目前阶段，我国在农业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集约化耕作的问题，而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农民致富的问题。并且，农民的致富问题是无法靠发展农业来解决的，至少是无法让整个农民群体实现致富。
中国的国情是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少，这就决定了农民靠种粮食是赚不了钱的，而靠经济作物致富又只能是少部分农民的事（因为什么东西多了也就会不值钱了）。所以要想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我们要走的路并不是国家如何扶持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大力发展工业，如何让农民转变成工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让我们整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而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突破我们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家家地不多，户户各干各”式的分散的小农生产模式，实现集约化耕作的问题。
关于农民致富与工业化：提到工业化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一点，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还不是工业国家，而是农业国家。近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比较迅速，从总量上衡量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工厂，中国似乎好像已经是工业国家了，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觉罢了。数字说明一切，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国家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我们的工业大只是在总量上大而已，从人均上看我们还差得很远。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是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工业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家，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实现工业化，让农民变成工人，这个问题是个客观发展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问题。农民要变成工人，那首先就得有相应的工作岗位才行，而这些工作岗位不是国家想给就能给的，是由我们的工业发展水平决定的，企业多了自然需要的工人也就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如果想解决农民的问题，其关键还是在如何大力发展企业的问题上，而不能本末倒置。因而，如果就农业而谈农民的致富问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在农民变成工人的问题上，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受历史的原因影响，我们现在的农民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既没有什么文化同时还年龄偏大的，如果想让这部分农民也变成工人，显然是不太好变的。
问题如此，那么解决方向也就很明显了，其中关键是时间，这个问题急是急不来的。一是要靠时间来发展工业以吸纳农民，二是要靠时间来自然减少农民的绝对数量。
2、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坚决不能搞土地所有权流转的，未来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模式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使得土地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具有就业与生活保障的双重属性。虽然，现在我国也已经开始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医疗和养老方面保障政策，但保障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放开了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就可能会有一些农民贪图一时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流转，待他们把流转所得的钱花光而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时，就会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并且从目前来看，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无法一下子打破的。如果现在就让农民在既享有土地保障的同时又享有同工人一样的国家社会保障，这既是我们的财政所无法负担的，同时也会造成新的大面积的不公平——对没有土地的工人的不公平。所以我们的城乡两元体制的变革也必须是自然渐进的，而必然会出现一代到两三代人的“农民工”和“工农民”（农民家庭出身，不耕种，但有继承的承包土地），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会是以土地的国有化或私有化而终结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模式就必须要在这个过渡期内重新理顺土地的就业与生活保障功能，肩负起管好农民工生活保障的责任——即帮助他们管好承包土地。
3、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受阻的根源是利益问题，是积极性问题，而不是什么承包不承包的问题。
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是由利益来决定的，哪里能产生利益资源就会往哪里流。既然农民种地不赚钱，农民凭什么还要把资源往土地上投，农民费半天力气靠种地也发不了财，因而农民就不会再往土地上做过多的投入，也就对发展现代农业不感兴趣。
所以，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受阻的根源是利益问题，是积极性问题，而不是什么承包不承包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就必须得找到利益与积极性的关键点，找到能从发展集约化耕作中真正受益（这种受益是要大于打工收益的）的人，然后再引导和扶持其发展集约化耕作。并且，在搞集约化的人受益的同时，农民的利益还不能得到减少，当然最好是农民的利益也会得到增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积极性的合力，才能大面积的快速推广。
4、要解决农业的问题，政府的着力点不能是直接面对整个全体农民，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得提纲挈领。
就如我们的农技推广工作无法落地一样，我们现在搞的许多工作是根本无法直接面对全体农民来开展的，做了也是“无用功”。因为农民要致富的核心利益诉求靠农业本身是根本解决不了，你再急也只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急也不管用。
当前中国农民对于现代农业的现实需求是，不“费劲”的现代农业。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模式必然不会是以单户农民自己为主体来推进的，而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农民只能是“跟着跑”，所以，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就必须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不要再面对全体农民“撒芝麻盐”，而是放在如何扶持搞集约化耕作的相关组织上，通过抓组织这个“点”来带动全体农民这个“面”。
目前，在我国搞集约化耕作的相关组织主要有三种形式：土地流转大户、生产型的合作社和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服务的土地托管组织。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未来的发展中，土地流转大户、生产型的合作社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土地托管模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①“土地流转大户”模式的局限性
“土地流转大户”模式的运行是包地大户“转包”农民的土地，需要付给农民转包费。如果包地大户种大田作物，他们比普通农民种地的效益高不了多少，只有低价“转包”的土地才有利可图。但在目前，大部分农民认可的转包费是不能低于自己种地的收益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包地大户是不可能大面积出现的。
当然，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可以承受高“转包”费，但经济作物种多了也就不值钱了，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而，“土地流转大户”模式很难成为未来中国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模式。
②“生产型合作社”模式的局限性
所谓“生产型合作社”，是指严格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由从事生产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生产服务的合作社。而从我国目前的合作社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这样的合作社几乎是没有的。现有的合作社几乎全部都是由有某种个人利益企图的人来组织成立的“合作社”，并且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穿个合作社的“马甲”通过搞服务来给自己赚钱的，一类干脆是打着合作社的旗号来套取国家的政策资金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中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要真正严格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搞“生产型合作社”，至少有三道坎是很难迈过的。
第一道坎是“效益”坎。中国的国情和国外合作经济发达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农民只有几亩地，而外国的农场主有几千亩。我们的农民即使参加了合作社，他那几亩地所能多产生的效益也是极其有限的，还不如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省心呢，因而他们在主观上也就没有多么高的积极性。
第二道坎是“费用”坎。合作社并不是一成立就立刻见效益的，就是其注册成立过程也是要花费一定费用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合作社就一定能产生效益，就一定比他们自己干要干得更好。在没有见到现实的效益之前，就空口白舌地向农民收取费用，在中国的农村是行不通的。并且，一个普通的农民能组织起一两千亩地的合作社就很难了，就要涉及到几百户农民了，而合作社又能让这点土地多产生出多少效益呢，又能拿出多少工资来给组织者呢？谁牵头组织成立并经营合作社都不能白干，有时间和精力干这个，还不如自己去打工或者做生意赚得多呢，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谁会去干呢？雷锋式的人物只能是个案和道德榜样，并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
第三道坎是“能力”坎。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点在我们多年的扶贫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合作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个企业，而企业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好的。可我国农村的整体现实却是，“农民文化水平低”，并且好歹有点能力的能人也是不种地的，让一些不得不选择种地的农民自己搞企业化的规模经营并参与市场竞争，其难度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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