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农民工参保的制度性障碍

为什么农民工参加医保的人数这么低呢？是他们对医保缺乏需求吗？显然不是，越是贫穷的人，对医疗保障越有依赖，因为他们对风险的抵抗能力非常低，一场大病就可能掏空全家，就可能让他们“回到解放前”。在看病贵的现实下，农民工对疾病风险的抵抗能力尤其低，尤其需要医疗保障的覆盖。不是他们缺乏需求，而是有很多制度性障碍，阻碍着他们享受这一应得的福利。

首先，是各地的政策不一导致的衔接障碍。正如很多媒体之前报道的，实际上一些地方在10年前，已进行农民工纳入职工医保的试点。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方案。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在各地政策不统一的情况下，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非常困难。在北京加入职工医保后，再转到广东打工，异地的转移就非常难，很容易导致此前的钱白交了。而且，很多地方还面临着医保和新农合的冲突，因为农民工有着双重的身份，在农村是农民，到了城市就成为农民工，他们处于新农合和职工医保的制度夹缝中，并没有享受到两种制度叠加的优势，很多时候倒因为衔接的问题而产生冲突。

因为，新农合与职工医保虽同属医疗保障制度，但是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制度设计。前者由卫生部主导，后者则由人社部主导——有些地方不允许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参保新农合，而他们加入职工医保又存在障碍，两种制度的打架，使很多农民工成了制度保障的真空。

还有，按照当下的职工医保政策，参保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缴费年限时，才能在退休后享受医保待遇。可是，如今各地政策不一，甲地打工缴费到乙地就很难查出，缴费年限自然就很难计算，很多农民工担心钱交了白交，索性就不办医保了。

显然，农民工入医保的最大制度障碍，出在政策的不统一导致的衔接难上。只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策，才能消除这些制度性的障碍。为什么至今没有出台一个全国性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又在利益，在有关部门怕麻烦，在以信息联网存在技术障碍为借口。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凡是涉及政府提供服务、让利于民的事，“全国联网存在很大技术障碍”就会成为借口；而一旦是政府获利的事，“全国联网”就根本不是借口了。比如关于征收房产税，一个现实是，自从住建部的官员前段时间宣称，目前住建部正和财政部、税务总局总结重庆和上海房产税试点经验，研究扩大房产税征收城市，之后，就有好几个城市表示出了要当房产税试点的意愿，都说自己正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等待试点的时间。其实，征收房产税，也需要房产信息的全国联网，可因为政府能从征收房产税中获利，能通过房产税增加政府的税收，所以“全国联网”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各地争相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因为农民工入医保，是一件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事，虽然有利于农民工，政府却很难从中获利。无利则躲，于是我们看到，“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就很难形成了，“联网有技术障碍”的借口就成了挡箭牌。每逢加税，很多政府部门动作从来都是非常快的，不惜克服一切技术障碍去做，甚至条件不成熟也要先上。可一旦是提供服务的事，行动起来就比蜗牛还慢。

农民工医保的全国衔接难——每逢这种让利于民的改革，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张维迎对这样的改革有种说法，叫做“只踩油门，而不挂档，听起来轰轰响，可就是不往前走”。农民工入医保的难易问题，考验着政府的诚意和良心。